異國短毛

　　吳學安《中國青年報》（2014年12月23日02版）
　　時值年尾，農民工群體再遇勞資糾紛高發。由多所高校、公益組織發佈的《當代建築業欠薪機制與勞資衝突調研報告》顯示，在拖欠建築工人工資的環節中，勞務分包企業與開發商分列前兩名。該報告認為：“勞務公司通過向不具備資質的私人包工頭提供資質，賺取掛靠費用。而具體的一線工人的招募和組織管理，仍舊由最基層的包工頭來完成。這樣一來，建築施工企業將用工責任轉嫁到包工頭身上。”
　　建築“包工頭”是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尷尬角色，過去，社會一方面離不開，一方面又看不起。在一些城裡人眼裡，包工頭是一個重利輕義、偷工減料、不講信譽、拉人下水的群體。這些“不屑”裡面，既點出了這一群體的某些消極面所在，也帶有一定的社會偏見。
　　自從國家有關部門提出規範建築勞務分包制度的要求以來，各地對“包工頭”發出聲聲斷喝：有的宣佈“封殺”，有的“取締”，有的“驅逐”。不過，將過錯一古腦全扣到包工頭身上，既不太妥當，也有失公平。因為，在改革開放的舞臺上，哪裡有勞務大軍，哪裡就有勞務組織者——“包工頭”，他們承擔著一般農民工不用承擔的責任。
　　勞務總要有個頭，於是農民工中一些頭腦活絡、手藝在身且較有威望和號召力的能人主動挑頭，主動攬活，成了農民工的領軍人物。農民工提供勞務的特點是忙時在家種田，閑時外出打工，應時進城返鄉，候鳥般飛來飛去，帶有明顯的分散性、流動性。而城裡的用工單位則希望勞務的供給更有組織性。
　　包工頭在用人單位和農民工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在前所未有的農村勞力轉移大潮中催生出的“包工頭”，是具有積極意義的。當初，他們為了讓帶出來的兄弟姐妹們多一點活乾，多一點錢賺，四處攬活，看人冷臉，聽人冷語，此中甘苦，誰解其中味？如果沒有“包工頭”這個中介群體，農村富餘勞力的轉移不會這麼順當，也難成今日氣候。
　　不可否認，在建築市場商業賄賂成風、拖欠農民工工資等問題上，“包工頭”難脫責任。但追根溯源，不能全怪他們。惡意拖欠工資的包工頭確實大有人在。不過，包工頭要靠建設方或總包方支付工程款來發放工資，如果該得的工程款到不了手，包工頭確實“巧婦難為無米之飲”。
　　不管建築工程多大，“基層單位”大多由這種包工頭組織。為發揮包工頭組織、管理民工的特長，南京就規定，包工頭須經過培訓才能躋身“勞務經理”，日常工作是“編製民工名冊，協助企業做好民工調配、登記和考勤”，負責“勞務人員每日出工工資確認記錄，編製月工資報表”。每名民工包括包工頭自己，都需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民工工資不得交與包工頭髮放。包工頭組織、管理民工自有酬勞，但不得承攬分包工程賺取勞務差價。
　　規範建築市場應基於歷史背景，建立起一種新秩序。規範是對“摸著石頭過河”的人們的引導，而不是一遇到問題就簡單“封殺”、“取締”、“驅逐”。我們在喝退“包工頭”時，有必要想一想：如果治理商業賄賂懲處機制沒能完善，缺乏條件的基建仍能開工，那麼，就算“包工頭”退出歷史舞臺了，商業賄賂和工程款拖欠現象依然難以得到有效遏制。　　（原標題：“層層盤剝”不能全怪包工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