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畫二十年
  20年間,遺失的這批作品沒有在國內任何拍賣場合出現過,也讓藝術家的追蹤無跡可循。隨西裝著當事藝術家的市場價值日益提升,當年這批兼備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作品,價值已經不可估量。
  撰稿|埃莉諾
  2013年10月底,通過法律的介入,當代藝術家李山和孫良尋回了在1993年威新成屋尼斯雙年展後神秘失蹤的參展作品,由此牽出了一樁藝術圈中羈絆20年的公案。
  1993年,王廣義、方力鈞、網站優化餘友涵、李山、孫良、徐冰等14人的作品出現在威尼斯雙年展,這是中國當代藝術家首次在國際藝術大展中集體亮相,影響遠超過當時的想象。而這批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有特殊意義的作品,展後卻遭遇一系列波折,其中一部分就此石沉大海。
  如今這批藝術家已經成為拍賣市場的明星,失蹤的畫作多是藝術家一定時期的代表性作品,市場價值不可估量。這批畫作20年間沒有出現在任何拍賣市場,去向撲朔迷離,但在圈子裡這些畫的下落卻當鋪是個心照不宣的秘密。這批作品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何直到如今才重現天日?
  艱難出境
  “89大展”以後,中國的當代設計裝潢藝術開始受到世界關註,老外意識到,在遙遠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人在用沃霍爾的語言解構權威,讓西方人感到新鮮而熟悉。中國藝術家有了參與國際藝術大展的土壤。
  李山最初和威尼斯雙年展產生交集,是緣於意大利駐華大使館文化秘書弗蘭的一次拜訪。1992年秋天,弗蘭帶著西班牙使館文化官員一起到李山的工作室,和他聊了很久,並且挑選了幾幅作品拍照。李山當時只感覺是“為一次非常重要的展覽做籌備,但沒想到是威尼斯雙年展”。
  弗蘭是在中國當代藝術家和威尼斯雙年展之間穿針引線的關鍵人物。她在1985、1986年到中國游學,在中央美院進修過一段時間,之後在意大利駐中國大使館謀得一份工作。最初因為男友的緣故,她認識了劉煒等一批北京當代藝術圈朋友,“經常去慄憲庭那後海的家裡,喝酒抽煙,吃瓜子聊天”。她在王南溟的採訪中回憶,當時她還幫方力鈞、耿建翌、張培力做過展覽。
  自然而然,弗蘭萌發了將中國當代藝術家帶到意大利辦展覽的想法。第44屆和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之間隔了三年,客觀上讓運作這件事有了充裕的時間。當時威尼斯雙年展從沒出現過中國當代藝術家的身影,只在80年代初展出過中國的剪紙等民間作品。弗蘭通過一個意大利貿易商朋友聯繫上了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奧利瓦,牽起了這條線。
  該選哪些藝術家?弗蘭找到慄憲庭,由他挑選和組織中國當代藝術家參展。慄憲庭在藝術圈人脈廣泛,很多港台的畫廊和收藏家是通過他來瞭解內地藝術家並收藏作品。當時一幅作品的價格在一兩千美元,和今日動輒百萬的價格不可同日而語,但初嘗市場甜頭的藝術家已經感到滿足。慄憲庭通知各地的藝術家將作品照片彙總到北京,他和弗蘭先選了一輪。
  弗蘭的走訪是為奧利瓦打前站。1993年3月,奧利瓦親自來到中國,在北京和上海各逗留幾天,走訪了幾個藝術家工作室。“上海的藝術家大部分在家裡或者學校創作,我在威海路有一間工作室,大家就把作品集中到我這裡,奧利瓦直接來我的工作室看作品,一張一張選定。”孫良說。
  由於組織藝術家參加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並不是一個政府行為,弗蘭是憑私人關係為中國的藝術家爭取到一席之地的。沒有政府批件,作品的出境和畫家簽證申請遇到重重困難。
  大家到北京集合,“自己將作品捲巴捲巴,帶上火車,隨身帶到北京”。孫良說,他帶去三張作品,李山參展的是《胭脂》系列的三聯畫。其他上海藝術家還有丁乙、宋海東等。作品的運輸出境由慄憲庭統一管理。
  弗蘭使館人員的身份起了一些作用。“我們沒有官方邀請,辦不了簽證,弗蘭聯繫了一個鳶尾花公司幫忙給我們發了邀請函,我們這群人是以文化研討會的名義出境的。”孫良說。
  作品出關遇到麻煩,弗蘭找到一家工藝品公司老闆鮑樂安幫助,把這批畫以工藝品的名義運出境。“慄憲庭辦出境時,海關跟他說,這批東西是非官方渠道出去的,回來時可能入不了關。但當時大家都知道這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沒有因為這個退縮,也根本來不及考慮後面的事。”李山聽說。
  出關時的權宜之策,為之後這批畫的入關困境埋下了伏筆,是這些作品多舛命途的開端。
  困於天津
  1993年6月,14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在威尼斯雙年展亮相。慄憲庭、方力鈞、廖雯、丁乙、餘友涵、孫良、劉煒、張培力、王廣義、耿建翌、徐冰都出現在了威尼斯雙年展的開幕式,喻紅、宋海冬沒到現場,李山錯過了開幕式,開展後一個月到的威尼斯。
  展覽持續了一年多,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後,作品去留的現實問題擺在面前。有人提議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再辦一個展覽,請奧利瓦策劃,“好不容易出來一趟,大家都想作品多一些機會展出,但最終這件事沒辦成。”按照當時雙年展的規定,所有參加雙年展的國外作品展覽以後都必須運出意大利,如果藝術品留在當地,就有逃稅交易的可能。
  但畫作在出關時是以工藝品名義,所以入關的手續辦不出。弗蘭回憶,當時的運輸費用都是阿瑪尼贊助,弗蘭跟他們協調,這些作品必須運到第三方,然後才能回中國,但是阿瑪尼不同意,他們覺得從中國來的,就應該直接回中國去。
  最後這批作品被運回了天津塘沽新港,在港口滯留。“我們的畫在天津押了三個月,大家急得沒辦法。”孫良說。
  弗蘭當時已經辭去了在中國的工作,在紐約留學。她打電話給慄憲庭想辦法,最後找來了香港漢雅軒老闆張頌仁幫忙。
  張頌仁和很多藝術家熟稔。1992 年張頌仁與慄憲庭策劃組織了一次大型群展“後89 中國新藝術”,第一次組織中國內地當代藝術家在香港展出。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藝術家大多也出現在這次展覽。張頌仁由慄憲庭牽線,已經開始收藏內地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李山的《胭脂》系列。
  1994年,這批作品暫時先托鮑樂安運到香港,由張頌仁代為保管,港陸之間通聯相對容易,以後再找機會運回內地。李山和孫良沒想到的是,兩人尋回自己的作品,是在20年之後。
  羅生之門
  威尼斯雙年展後,李山和餘友涵就到了紐約發展。1996年6月,李山回到上海,突然聽到一個消息,說是自己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遺失了。“我、孫良、丁乙和喻紅等幾個藝術家的作品全都不見了,王廣義等人的作品也缺了幾件。”
  “張頌仁沒有直接跟我說作品沒了,所以我還不敢相信這個消息,就打電話給張頌仁確認,他告訴我,畫確實沒了,這批作品從天津運到香港,一打開就發現少了一部分。”李山說。
  孫良從張頌仁處得到的答覆也是如此。他寫信向張頌仁詢問遺失作品的事。張頌仁在1995年3月8日的回信中告訴他,“威尼斯展作品去年夏才退到天津,後來不能進關又轉來我處,可是缺了很多作品,李山、你、餘(喻)紅一件作品都沒有,王廣義等也有人短缺作品,餘友涵等幾位沒有短缺。我收到後就已通知弗蘭並把收件清單給了她,請她去意大利方面交涉。我也跟北京轉運的包(鮑)先生聯絡過,他說不是丟在他那邊。暫時狀況如此,如有進展再聯絡。”
  弗蘭最初認為遺失的主因在阿瑪尼身上。她收到了張頌仁發來的遺失作品清單,相信作品是遺失在從意大利到中國的運輸途中,而負責運輸的阿瑪尼是直接責任方。她咨詢了自己的父親,他是一名意大利執業律師,準備收集材料要和阿瑪尼打官司。孫良也記得,弗蘭為了準備官司的事和丁乙等藝術家們聯繫過,還準備了一個文字材料。
  “這種打官司的準備我一直做了兩年,我一直想做一個丟畫的圖片清單,把它在藝術圈公佈,這樣拍賣行一旦收到這些畫就可以舉報。”
  但是這個官司必須是所有丟畫的藝術家聯名委托律師在意大利起訴。在威尼斯雙年展,因為展位的問題一些北方藝術家和弗蘭鬧得不愉快,因此並不是所有人反應都很積極,再加上沒有充分證據表明作品是在哪個環節遺失的,最終沒有訴諸法律。
  當時弗蘭並沒懷疑過作品是在香港丟的,因為張頌仁“沒道理說這個(畫家)有,那個(畫家)沒有”。
  但李山對張頌仁的說法不能釋疑,因為他在1994年10月去聖保羅雙年展前,曾途經香港拜訪過張頌仁,也在他的畫庫里見過這批威尼斯參展的作品。
  “我和餘友涵、劉煒經過香港時,在張頌仁的畫庫里住了兩夜,在那個半地下室的畫庫里堆滿了作品,一捲捲平放在地上,張頌仁指著一堆作品捲對我說,這就是你們在威尼斯參展的作品,你的也在。其中有3米長的一捲,和我那件長8米,高2.7米的三聯畫尺寸很吻合。”李山回憶。
  “張頌仁說現在不能打開給你們看,因為打開這些畫要有律師在場,我當時並沒有提出將作品打開給我們看,那麼張頌仁為什麼搶先跟我們說,打開作品時律師必須在場。我感覺他的意思是香港是個法治社會,做事是有規矩的,並沒有想到別的問題。”張頌仁是什麼時候打開併發現遺失的?有沒有律師在場?有沒有留下法律記錄?成為李山的一連串疑問。
  對於這次會面,張頌仁在1995年回覆孫良的信里說,“我有點記不清和李山見面的事了。”
  浮出水面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張頌仁長期在內地參與藝術活動,包括策劃雙年展,擔任學術機構客座教授,和內地藝術家也時有見面。李山每次見到張頌仁,都會提起遺失的作品,向他詢問到底是怎麼丟的。
  “我提起這個話題,張頌仁就說:李山,我每次見到你都想和你談談一起合作做點事,但你每次都提丟畫的事,讓我沒辦法往下談,能不能說點別的。”李山因對方敷衍的態度很惱怒。
  20年間,遺失的這批作品沒有在國內任何拍賣場合出現過,也讓藝術家的追蹤無跡可循。隨著當事藝術家的市場價值日益提升,當年這批兼備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作品,價值已經不可估量。
  很多人漸漸放棄了追索,但這批失蹤的作品一直縈繞在李山和孫良心中。“王廣義等人都不再提了,跟我說,這麼多年過去了,還是算了吧,但我還是要找回來,我每次接受採訪談起威尼斯雙年展的事,都會提作品失蹤的事。”孫良說。
  三年前發生的一件事,讓尋回作品出現了轉機。“我從朋友處得到一個消息,丁乙遺失的畫找回來了。因為張頌仁想和丁乙合作,丁乙提出一個條件,就是把威尼斯參展的作品還給他,張頌仁真的就還了。”這讓孫良和李山二人更加確信作品一直在張頌仁手上。
  李山和張頌仁又談了一次作品遺失問題,對方仍然堅稱作品丟失。“我跟他說,這件事不會一直不了了之的。那時我就決定要走法律途徑尋回我的作品。”
  追討之路
  2012年,李山聘請了在紐約執業的美籍華裔律師李亞倫追討失蹤的畫作。他向李亞倫提供了三樣資料,一是威尼斯雙年展參展作品圖冊,二是慄憲庭簽字的作品簽收單,三是作品遺失過程的陳述。
  李亞倫在回覆《新民周刊》的郵件中寫道:我在2012年夏天答應接受李山和孫良的委托,追討在威尼斯雙年展後失蹤的作品。我用了一切我相信正確的方式向張頌仁先生以及他的漢雅軒畫廊追討這批畫。從所有的證據來看,張頌仁是作品失蹤案中第一嫌疑人。
  接受委托後,李亞倫做了兩件事。向英國一家為失蹤藝術品提供綜合搜索服務的國際機構申報遺失,只要失蹤作品的信息記錄在數據庫,無論畫作何時何地出現在正規的交易場所,一經發現交易就會中止。此舉目的就是封存作品。
  另一件事是向張頌仁發出一封律師函。“李亞倫要求張頌仁在一月內提交作品遺失報告,解釋作品遺失的詳細過程,並且出示海關的開箱檢驗記錄。”李山說,“一個月不到,張頌仁向李亞倫律師表示,他會回倉庫再尋找一下。”
  “漢雅軒在2013年9月底承認持有這批畫,我們商定10月底到香港交接這些作品。”李亞倫表示。
  10月28日,李山和孫良到香港和李亞倫律師會合,一同去漢雅軒取回自己的作品。李亞倫描述了雙方會面的經過:
  “我們按照約定,在10月29號10:30到達漢雅軒,漢雅軒沒有任何重要人物來和我們對接,只有一個女性員工接待我們,她最開始拒絕告訴我們她的職位和姓氏,只說她能代表漢雅軒,經過一番交涉,她才告訴我們她的名字和身份。但她的權限很有限,我們提出的很多問題她都無法回答,她不時走到展廳的一扇小門後面,可能在向裡面更高層的人物請教並接受指示,這個人可能是漢雅軒的負責人或是律師。”
  “漢雅軒的意圖很明顯,讓一個沒有權力代表畫廊做出許諾或發言的匿名低層員工和李山、孫良接洽,讓他們在作品接收單上簽字,讓他們對歸還作品的漢雅軒感恩戴德,儘管這家畫廊在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將他們的作品從1993年扣押至今。”李亞倫表示。
  孫良還記得重新見到自己闊別20年的作品時的激動。“律師用英語和對方交涉了很長時間,最後開始驗收作品。桌上放著兩捲畫,大的一捲上有李山作品的小圖標,我打開了小的一捲,剛打開一小部分,我覺得很激動,是我的畫,立刻發了條短信給我太太:找到了。”
  李亞倫在漢雅軒的接待人員表明自己的身份,提供她的香港身份證和工牌後,讓她簽署了律師提前準備的幾份文件,包括漢雅軒畫廊歸還遺失藝術品的事實確認,證明漢雅軒一直持有遺失的藝術品,以及關於藝術品狀態的確認文件。
  “對方最初不願意簽署,承認失蹤的藝術品由漢雅軒歸還,就等於承認他們占有了藝術品這麼多年。我馬上拿出手機準備報警,因為失竊品就在眼前,竊賊也在眼前。”李亞倫告訴《新民周刊》。截止到發稿,張頌仁未接受本刊採訪。
  失蹤20年的作品,最終回到了創作者的手上。很多藝術家都有同感,在以往很多年,當代藝術家的生存處境遠沒有今天想象的那麼輕鬆,在畫廊、拍賣行、收藏家、策展人、美術館合成的當代藝術圈生態鏈中,藝術家本身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作品被侵吞的現象不是個例,很多人對當代藝術圈的這一亂象心照不宣,諱莫如深。隨著如今藝術家的話語權擴大,更有底氣去捍衛權利,藝術家開始“較真”了。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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